建设和谐世界：中国外交思想的新发展

用中国智慧描绘世界蓝图

    “和谐世界”，一个充满东方智慧的名词，如今频频出现在重大国际场合，它所描绘的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赞同。
    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主席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在讲话中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这是“和谐世界”理念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
    2个多月后的7月1日，胡锦涛出访莫斯科，“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标志着这一全新理念逐渐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
    中国领导人对“和谐世界”的思考也在逐步深入。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讲话引起与会者的热烈回应，国外媒体也对讲话予以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认为这是向世界传递了中国渴望和平发展、愿做负责任大国，并希望与其他各国共建和平、繁荣、和谐世界的信息。
    与“和谐世界”相呼应，上海合作组织已将建设“和谐地区”当作本组织追求的目标，非洲国家领导人也开始谈论“和谐非洲”的前景……

理念篇

“和谐世界”里的丰富世界

    “真理好比燧石，越是敲打，发出的光辉就越灿烂。”探解中国外交思想史上的瑰宝——“和谐世界”理念亦是如此，它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它继承传统反映现实，它立足中国观照全球。

周盛平 田昭清 / 整理

———深———

    “和谐世界”是中国既往外交思想的深化。
    康绍邦（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教授）：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例，当年是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和平共处”，而现在的“和谐世界”，是需要交流，需要共同参与国际社会规则的制定。应该说，“和谐世界”相对于“和平共处”，达到了更高的层次。
    王根华（外交部政研司处长）：要避免认为“和谐世界”是一个简单的重复，再提没有什么意义。大国需要大理想，必须有自己的特色。美国从一战之后，就一直抓着“民主”和“自由”不放。“和谐世界”把中国传统的精髓凝聚其中，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力量，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和谐世界”是中国对理想世界的解释，加强了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话语权。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只是经济上、物质上的强盛，同样需要精神上、文化上的繁荣。
    “和谐世界”内容深厚。
    郑启荣（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和谐世界”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内容十分丰富。
    “和谐世界”首先强调在政治上要建立一个法制世界，国家、地区、集团之间应该和平共处，而不以武力相威胁，应该和平解决争端，在国际事务中，按照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办事。
    其次，在经济上强调共赢、共荣。在对外政策宣示中，我们不断强调，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跟世界共享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不仅有益于中国，造福于中国人民，而且给世界带来发展。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在文化上，“和谐世界”鼓励文明的对话，主张不同文明求同存异，相互学习。这个理念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也存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方面，强调要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和谐世界”自成体系。
    王根华：“和谐世界”是自成体系的。我们之前提出的一些对外关系主张，都很好，但是没有把政治、经济、安全、文化都完整地包括进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和谐世界”是中国对国际关系主张一次综合性的概括。

———变———

    “和谐世界”反映了当今时代的深刻变化。
    郑启荣：我们不能想象20年前会提出“和谐世界”这样的思想,现在，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的主流。冷战后,大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多变化, 它们虽然有矛盾,有竞争,但也有协调、合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国之间发生全面对抗的可能性比较小。
    世界目前处在转型的时期，动荡和发展不平衡是这个时期的明显特征，各种矛盾也在凸显，需要寻找更具包容性的办法，去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杨成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人们，建立和谐世界的一个关键是处理好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当今世界美国是惟一超级大国，处于独霸地位。美国右翼保守势力认为美国可以恣意推行单边主义，但是，在美国陷入伊拉克困境后，美国右翼保守势力的影响在逐步削弱。相对而言，大国关系的调解机制略胜于20世纪，大国关系朝着稳定方向发展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印经济的发展，印巴关系的缓和，非洲整体的和平局面，拉丁美洲的发展，都是建立和谐世界的有利条件。
    “和谐世界”反映了中国国家战略的哲学基础的变革。
    刘江永（清华大学教授）：我个人认为，提出“和谐世界”，不是简单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复兴，也不是外交口号的变化，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是从过去的一分为二的对立统一的“斗争哲学”，演变为认为世界是一分为多、多合为一的“系统唯物主义哲学”。
    “和谐世界”反映了中国身份的重大转变。
    郑启荣：“和谐世界”的提出与中国自身发生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着巨大变化，包括中国自己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在国际上的定位。比如说，过去是作为革命者、旁观者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现在中国更多是以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国际规则制订的参与者、国际秩序的利益攸关者身份出现。身份的变化为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基础。
    “和谐世界”反映了中国外交心态的积极变化。
    王根华：我们以前所提出的许多国际主张，是将自己置身于国际事务之外，以造访者的姿态来看待国际局势。但是，“和谐世界”的提出，说明我们在心态上已经变化，我们是国际体制的参与者，对国际体制是有自己的主张的，我们必须在国际社会里有自己的声音，要发挥大国的责任，维护国际体制的稳定和发展。

———通———

    “和谐世界”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通。
    王根华：“和谐世界”是外交理念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以前我们提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背后也是中国的传统思想。但是，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把中国文化放到我们的对外关系上，鲜明地印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无论是“和”、“合”、“仁”的思想，还是“中庸”、“和而不同”，都进入了“和谐世界”。
    “和谐世界”是中国内政在外交上的延伸。
    王根华：内政与外交是统一的。在国内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很自然地延伸出和谐世界、和谐地区、和谐亚洲。从国内构建和谐社会，再到建设和谐世界的提出，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务实和创新。
    “和谐世界”与人类追求幸福的普遍愿望相通。
    郑启荣：国家平等的原则在《联合国宪章》中一以贯之，而且，宪章提出的平等原则不仅适用于国家关系，也适用于人与人的关系，体现了宪章以人为本的精神。从宪章的宗旨、原则，都能看出其对基本人格、人权尊严与价值、男女平等权利的强调。这和“和谐世界”思想中的内容不谋而合。
    所以说，“和谐世界”理念和人类追求进步、发展的普遍愿望相通，和人类的普世价值相通。

向世界推介中国传统文化价值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和为贵”的“和合”思想正是其中最具生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几千年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动力，也是今天中国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理念的思想源泉。

白露堂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注重“和合”思想

    在中国古代经典论述中，“和”指和睦、和平、和谐；“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和合”并举，意为和谐、协调与合作。
    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就对“和合”思想进行了论述。儒家创始人孔子把“和”视为做人处事的重要标准，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礼的作用，和睦是最重要的。他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命题，深刻阐述了“和”不必一定要“同”，而“同”者也可能“不和”，以及善待自己更要善待他人的道理。在儒家看来，“同”并非“和”的先决条件，能在“不同”中求“和”才是最高的境界。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说，要办成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合作。
    中国古代另一大思想流派道家提倡“天人合一”，即人要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在尊重与保护自然中谋生存，求发展。
    “和合”思想是中国古代先哲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本质的概括。它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如阴阳、天人等，但同时又把具有差异性的事物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等；它并不否认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但主张防止过度的矛盾和冲突破坏不同事物相互依存、共同存在的环境基础。
    秦汉以后，“和合”思想被普遍应用，渗透于各个时代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

中华文化对其他文化一直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心态

    在悠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文化对于外来文化一直持颇为开放的心态。在为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东方智慧感到骄傲的同时，并不妄自尊大，排斥外来文化，而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以丰富自己，并最终实现与众多外来文化和睦共处、和谐发展。
    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后，中华文化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来自印度的文化。到公元3世纪，佛教已广为传播，出现了各种学派，到公元7世纪进入鼎盛阶段，形成了诸多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宗派。与此同时，佛教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经过长期融合，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年以后，当佛教早已在印度没落时，中国保存的大量佛经“反哺”印度，弥补了印度历史的很多空白。
    公元7世纪，当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时，中国正处于盛唐时期，但中华文化并没有排斥这种外来文化，而是允许其自由传播。到12世纪，伊斯兰教已大规模传入中国，宋朝政府特意颁布保护穆斯林的财产法。到13世纪，伊斯兰教徒遍及全国，元朝政府专设伊斯兰教事务机构，给予伊斯兰教传教者诸多优待。经过上千年的发展，伊斯兰文化构成了中国一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
    基督教也于公元7世纪传入中国，唐王朝先后在长安等地修建许多教堂。在耶稣诞辰日，不少王公贵族会亲自为教堂题匾送礼，以示庆贺。13世纪时，基督教在中国盛行，连皇帝忽必烈的母亲都是一个基督教徒。17世纪，包括利玛窦等在内的欧洲传教士更是纷至沓来，在中国发展教会，培养信徒。
    公元8世纪前后，犹太教沿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现西安、洛阳、开封等地均有犹太人定居过的记录。10世纪，在开封等地已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犹太社团，开封至今还保留着有700多年历史的犹太教堂。犹太教来到中国，获得中国统治者“一视同仁”的待遇，犹太人始终与客居地的其他民族和宗教集团享有平等权利。犹太教与儒教、佛教和道教相互扶持，和平共处。
    “和合”思想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外交哲学和对外交往方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绝大多数王朝在建立起来之后，都注意止戈息武，强调“协和万邦”，实现“万国咸宁”、“天下太平”。即使是鼎盛时期的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中央政府也多实行睦邻友好的政策，而不是向外侵略扩张，谋求霸权。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被沿途各国公认为友好交流之路。郑和曾经七下“西洋”，当时，中国拥有世界一流的舰队，但舰队远航的目的并不是抢掠土地，索取财物。郑和的船队从东南亚到东非，远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路带去的是互利贸易和邦交友谊。

“和谐世界”理念将“和合”思想推向世界

    “和合”思想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往、吸收、融合，对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在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特点与差异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减少摩擦、增加共识，发扬“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显得更为重要。为此，胡锦涛主席在2005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向世界表明，不断发展的中国，将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存、共生、共赢的“和合”思想，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综观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对“和谐世界”、“和谐地区”、“和谐周边”等理念的阐述，其核心正在于倡导“和为贵”，不同文化和平相处，共生共长；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善待他国，异而不斗；世界多元文化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相辅相成。这一切，既是对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千年交往史的经验总结，也是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将中华文化中的价值精髓向世界做郑重推荐。
    中国推介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和主张，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包括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英国《经济学家》在内的国外主流媒体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中国通过挖掘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向世界展现了独特的文化魅力；中国所主张的国际关系新理念有别于西方的价值观，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具吸引力；从长远来看，“和谐世界”这一主题的提出对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将产生深远影响。《印度教徒报》在一篇题为《从“恐华症”到“中国热”》的文章中，赞扬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和多元外交在世界上赢得了广泛的朋友，“中国成功地消除了人们的惧怕心理”。美国《新闻周刊》还特别以孔子像作为封面，指明中国正在向世界推介“和合”思想。
    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领悟了传统文化“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启示，中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必将推动全球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成为引领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潮流。

历史篇

人类追求和谐的脚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张建

空想社会主义：停留在历史蓝图上的和谐

    1648年10月24日，欧洲各国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残酷的30年战争，近代国际关系格局初步形成。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性，决定了人类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也要饱受战乱的痛苦。
    资本主义发轫于欧洲，但在欧洲各国的发展是不同步的，各国的关系也不那么友好。英国率先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后，国内政治秩序稍稍稳定，就开始争夺海外霸权，未经宣战就给了荷兰狠狠一击。在英国和美国革命的影响下，法国于1789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震撼了整个欧洲，而欧洲各国亦群起干涉。于是乎，欧洲陷入了内部革命与争夺欧洲霸权和海外殖民地的长期混战中，整个世界也因此阴霾密布。
    就在这样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准备与进行的时期，一个又一个理想社会以文字的方式横空出世，其构筑者就是热忱而天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当时最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法国人傅立叶发表了《全世界和谐》一文，将其理想制度称为“和谐制度”，是文明制度经过保障制度与协作制度的过渡后达到的。英国的欧文则在美国和英国进行了建立和谐社会的实验，在美国的实验公社就命名为“新和谐”。在德国人魏特林的笔下，理想的制度为和谐、自由和共有共享的制度。他说，从个人来说，个人欲望和个人能力愈和谐，个人自由就愈大；从全体人来说，全体人欲望和全体人能力愈和谐，全体人自由也就愈大。
    总之，这些早期的设计师构建的理想社会形态各异，但实质内容是相似的：废除私有制，消灭剥削和压迫，建立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人人都参加劳动，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平等、幸福、和谐的理想社会。
    遗憾的是，这些构想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只能停留在历史的蓝图上。

马克思主义：引导人类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

    资本主义生产使世界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大，导致欧洲国家和美国、日本对外侵略扩张加剧。英国对印度进行了国际关系史上最丑恶的殖民掠夺，“悲惨境况在商业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棉织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在英国鸦片的渗透和欧美列强的阵阵炮轰下，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也翻开了耻辱和抗争的一页。而自环球航线开辟后，非洲就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中。欧美殖民者不仅大肆掠夺非洲的自然财富，还不断扩大罪恶的奴隶贸易，至19世纪末，奴隶贸易持续了400多年，非洲丧失了至少1亿人口。
    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各国的实力发生变化。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列强以“人道”、“正义”、“保卫祖国”等美丽辞藻掩盖自己卑鄙的掠夺意图，伸开了他们的魔爪。从欧洲战争开始，战事逐渐演化为世界性的战争，这就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真可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人类遭受了巨大的创伤。
    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资产阶级与无产者之间极不平衡的状态引起了智者们的思考。亲身参加过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总结、借鉴和创新，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并赋予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
    后来，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十月革命，成立苏维埃政府，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运动席卷了亚洲广大地区，并扩展到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虽然德、意、日法西斯军事同盟气焰嚣张，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最终被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打败。毛泽东同志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世界带来了一股强大的和平力量。
    二战后，旧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第三世界形成壮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屹立东方，人类逐步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

“和谐世界”理念：追求和谐的现在进行时

    为了吸取战争血与泪的教训，在美、苏、中、英四国的提议下，联合国于1945年成立。《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宗旨和原则，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独立、平等、和平与国际合作的共同愿望，同时也证明世界人民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肤色，都有着对和谐美好世界的一致追求。在联合国里，第三世界国家展示了团结的力量，原本为欧美等发达国家所控制的联合国，逐渐多了公平和正义的呼声，且呼声愈来愈高。
    遭遇浩劫后，人类加倍珍惜和平，但是在我们共同生存的地球上，地区动荡仍然不断，局部冲突时有发生，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贫穷和饥饿尚未消除。如何让“和平鸽”衔来的“橄榄枝”落地生根、枝繁叶茂，如何让世界人民生活得更美好，成了我们要勇敢探索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几代领导人不断向世界郑重声明中国的和平立场。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建设，国力得到增强，国际地位得到提高的中国亦以一个负责任的国际体系建设者角色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尽心尽力。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为探索解决这个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指出了方向。
    现今的人类社会并不和谐，这是一个不能视而不见的现实困难。边界纠纷、领土争端、地区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时有发生，贫困、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重大传染病等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都是亟待各国合力解决的。“和谐世界”理念从几个方面为克服这些困难提供了具体思路：首先是坚持多边主义，以集体安全机制来防止冲突和战争。其次是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各参与国皆赢的局面，着眼于把世界经济的蛋糕做大，而不是死守着已分得的一块蛋糕，畏惧他国来分享。其三是坚持包容精神，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与对话，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和冲突。第四是推动联合国改革。几十年来，联合国现有的体制显现出一些不足，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抛弃它，而应通过必要的合理改革来完善它。可以说，有了联合国，各国人民才走得如此亲近。一个更加完善的联合国，将帮助人类更早地实现和谐。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可以说，“和谐世界”理念传承了以往智者对理想社会的构想，反映了人类求和平、求发展的普遍愿望。“和谐世界”理念也不是空中楼阁，它建立在当今世界的现实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合理途径，具有普世价值。
    （题头照片：英国伦敦的马克思墓。马克思为人类由空想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指明了道路。）

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和谐世界”新理念

——中国外交思想在继承中发展、创新

    “和谐世界”新理念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目标的新概括，是指导我国对外工作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新方针。它继承了新中国外交的传统，并结合国际形势与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的变化，进行了重大理论创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赵青海

“和谐世界”理念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西方国家对华采取敌对封锁政策，周边国家对新中国心存疑虑，如何实现中国与不同制度国家间的友好交往，突破帝国主义的外交封锁，成为新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定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准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在亚非会议上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
      1954年6月底，周总理应邀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分别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了会谈，并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双边关系的原则。
      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了有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会上少数代表发言攻击新中国。周总理在发言中着重阐述了“求同存异”的思想。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不是来吵架的；是来寻求共同的基础，不是制造分歧的。“求同存异”就是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放在一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找共同点。周总理的讲话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广泛赞同。最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写入万隆会议公报。
    自那时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处理同一切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出现在中国与160多个国家的建交公报中。
    中国还积极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是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核心；平等互利、共同发展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核心。
    中国领导人根据形势发展，不断丰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涵。邓小平同志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与时俱进，提出了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主张，强调既要着眼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要尊重对方的利益。他还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以及通过“一国两制”解决一个国家内部某些问题的伟大创举。
    “和谐世界”理念注重国家间的对话、协调与合作，强调国家间的平等、相互依存和遵守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体现了和平共处的意愿。它实际上高度概括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是对五项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和谐世界”理念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脉相承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从成立之日起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在冷战时期，由于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通过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采取与一些大国结盟或准结盟的策略，反对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冷战结束后，中国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推动自身和世界的发展放在维护自身安全与世界和平同等重要的地位。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陆续提出了新安全观、新文明观、新发展观及“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在追求自身发展和强大的同时，努力实现与他国和平共处、共享繁荣。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和谐世界”新理念的目标——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是对我国外交政策宗旨的继承和升华。在和谐世界中，各国内部的事情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平等协商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享有平等参与权与决策权。各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将自身的安全与发展建立在牺牲他国利益基础之上。“和谐世界”新理念的这些主张，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集中体现。

“和谐世界”理念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由于各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游离于国际制度之外，并对战后国际秩序抱有批判、反对的意识。在外交实践中，中国扮演着革命者的角色，试图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融入现有国际机制，特别是各种国际经济组织，搭上经济全球化的列车，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参与多边机制的增多，中国对多边机制及其运行规则逐步有了全面的认识，对国际秩序的认识也逐渐发生变化，从现有秩序的批判者向有保留的认同者、建设性的融入者转变。
    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尽管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含着大国政治、维护西方发达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不合理成分，但也存在尊重各国主权和人权、照顾发展中国家及对大国力量进行制约等积极因素。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合理的一面正在受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冲击，而不合理的一面未能得到改变。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改革的方式使其更为公正合理。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希望作为一个建设性的合作者，通过积极参与制定、修改国际规则，参与国际制度建设，逐步改正其中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使之能够反映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利益。近年来，中国在联合国改革、朝核六方会谈、东亚区域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建设、反恐、防扩散等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已成为世界体系的建设性参与者、国际矛盾的积极协调者、周边秩序的务实塑造者。
     （题头照片：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总部发表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中国的外交理念 李学仁摄）

现实篇

人类正步入建设和谐世界的机遇期

    “和谐世界”是中国对国际大势发展做出的乐观判断，也是人类社会思变的现实需求。世界并不像媒体描述的那样糟糕，全球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为建设和谐世界提供了机遇。

本刊记者 周盛平

机遇一：世界和平力量在增强

    2005年底，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表了一份独立的研究报告——《人类安全报告》。它用大量鲜为人知的数据和许多特许研究的成果，勾勒出了一幅与媒体通常描述的截然不同的全球安全画面：现在的世界要比过去和平得多。
    报告显示，武装冲突的数量在连续增加了50年后，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减少，且持续至今。相比1992年，2003年的冲突数量减少了40％，种族灭绝等大规模屠杀平民的事件减少了80％。全球惟一有所增加的暴力活动是恐怖袭击。它在过去3年内虽然急剧增加，但是与战争中的死亡人数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报告把这一“令人吃惊且违背直觉的改善”归功于冷战的结束和联合国等的作用。
    《人类安全报告》只是众多带来好消息的报告中的一个。联合国2005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世界在向前迈进，平均来看，15年来发展中国家的人变得更健康，受教育程度在提高。2006年，联合国公布世界难民状况报告指出，由于国家之间的冲突减少，国际难民的人数达到了25年来的最低点，为920万左右。1992年，这一数字是1800万。
    这一切，为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大环境。

机遇二：许多重要地区重新焕发活力

    经济全球化给非洲带来的好处无可争议，非洲国家正普遍经历一个30年来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据估计，非洲2006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将达到5.8％。非洲各国在治理国家以及加强地区合作、和平方面采取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民主在发展，经济在增长，人们正在以更有效的手段与曾被认为将毁灭非洲的艾滋病作斗争。
    在拉丁美洲，过去5年间发生了许多积极变化。左翼领导人不断上台，美国的控制在减弱，拉美的经济模式从开放的自由主义转为务实主义，社会发展和人道层面的因素受到了重视。2006年，拉美经济连续第四年呈现增长态势，2005年，拉美各国平均年经济增长率为4.3％。与此相适应，拉美的平均失业率在下降，贫困现象有所缓解。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新的动力。

机遇三：“美式民主”促使人类寻找新出路

    “9·11”后的近5年时间，布什政府进行了一场“药不对症”的反恐战争，恐怖活动不但没有被压制，反而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布什政府军事优先、先发制人、炫耀实力、惟我独尊的行为方式，无论是在阿富汗、伊拉克，还是在拉美，都没有赢得多少人心，相反，却招来了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
    美国傲慢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也受到指责。例如，美国反对建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美国还在很多问题上搞双重标准，企图一味按照自己的意志修改全球规则。
    这些做法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其国际形象严重受损。美国政府正在为践踏自己发出的民主、人权信息而付出代价。美式民主的式微促使人类去寻求解决世界问题的更好方式。
    “美式民主”遭受挑战，为“和谐世界”理念的传播提供了更多空间。

机遇四：非传统安全需求加大国际间的依赖

    国际舞台上的力量正在重新分配，多种因素导致全球权力分散，非西方阵营崛起，全球格局的“多极化”正在形成。多极体系的格局为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机遇。对能源安全的追求，是多种因素的突出代表，它可以说明机遇何在。
    能源安全是今年八国峰会的核心议题。峰会前夕，东道主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白地告诉世界，俄罗斯运用能源推行国家策略“十分正常”。同样，委内瑞拉、伊朗也凭借丰富的油气资源和不断攀升的油价对抗美国，让后者在国际舞台上更难随心所欲。
    能源进口和消费国渴求“供应安全”，与此同时，能源生产国需要“需求安全”。共同的安全需要迫使双方进行妥协。无论是八国集团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能源生产国、中转国和消费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呼吁，还是中国提出的“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都表明只有合作才能带来安全。
    能源安全、气候变暖、恐怖主义等全球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存在，为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强烈的现实需求。

妨碍世界和谐的五大因素

    今天，中国之所以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命题，是因为这个世界还远不够和谐。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刘韦玮

霸权主义妨碍国际关系民主化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具有超强实力。美国明确提出它的战略目标有两个：一是美国必须发挥在全世界的“领导作用”，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二是美国必须确保在21世纪保持自己的霸权地位。
    美国的行为方式因此具有强烈的霸权主义色彩。对于不顺从的国家，美国轻则实施制裁，重则武力打击；对于联合国，如果按照自己的意志运转固然好，如果不能，则不惜绕开联合国；美国对盟友同样如此，对盟友的不同意见置之不理，且不再拘泥于传统结盟关系，而是按具体事务的不同组建不同的“志愿者联盟”。
    据统计，从1990年至1999年，美国对外军事干预达56次，年用兵频率比冷战时期高出约1倍。最近7年先后发生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大规模战争，都由美国发起或主导。美国在先发制人战略指导下的单边主义行为，冲击着集体安全机制，构成了对多边主义的严重挑战。
    “9·11”之后，美国在坚持反恐战争的同时，还加紧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所谓“民主计划”，在中东和中亚一些国家引发政局动荡。事实证明，美国将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强加于人的做法，不但无助于当事国的稳定与发展，反而导致了一批类似于哈马斯、穆斯林兄弟会等对美强硬势力的崛起。

恐怖主义和极端思维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继续猖獗，恐怖袭击范围扩大、方式多样化，恐怖组织扩大化、高科技化、组织严密化，成为最突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据统计，2000年共发生国际恐怖主义活动423起，死亡1196人。而2005年共发生国际恐怖主义活动11000起，为2000年的26倍；死亡8300人，约为2000年的7倍。
    另外，对于如何解决当今世界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些国家和组织存在各种极端思维，这种思维重对抗轻协商，坚持以暴易暴，通过极端手段解决问题。美国反恐是如此，以色列打击哈马斯和真主党是如此，遍布全球、诉求各异的各种极端组织也是如此。这种思维的存在，也给世界和平与安全埋下隐患。

贫富差距扩大导致全球发展不平衡

    国际社会不和谐的最根本原因是发展问题，是发展不平衡、发展不迅速、发展不和谐的问题。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广大发展中国家严重缺少资金、担负沉重债务、技术水平落后，面对日益恶化的贸易条件和不断增加的金融风险，总体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
    目前，发展中国家总体债务高达2.2万亿美元，沉重的债务长期困扰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联合国千年大会要求发达国家每年拿出GDP（国内生产总值）的0.7%援助发展中国家。然而，除了极少数西欧、北欧国家外，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都没有达到联合国的要求。
    贫富差距的扩大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产生失望情绪，对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的不满激发了他们的对抗意识，这对国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将产生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殖民主义遗留问题引发地区热点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亚洲、非洲国家通过民族独立运动获得主权独立，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被摧毁，但是，西方宗主国在撤出殖民地的同时，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在边界划分问题上遗留矛盾，而边界问题又与殖民地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给世界和平埋下了诸多隐患。
    纵观今日世界主要热点问题——以问题、库尔德人问题、克什米尔问题、印尼亚齐问题，以及一些曾经的热点，如安哥拉问题、东帝汶问题，无不与殖民主义遗留问题有关。以克什米尔问题为例，克什米尔问题的起因，即在于英国退出印度次大陆前最后一任驻印总督蒙巴顿提出的“蒙巴顿方案”，这个表述含糊的方案将印度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印度教徒居多数的地区划归印度，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归属巴基斯坦。但对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却规定由各王公土邦自己决定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或保持独立。结果是印巴各自宣布独立后很快就爆发第一次印巴战争，双方至今未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当前，虽然一些殖民主义遗留问题已经降温，但如果当事方处理不当，随时会重新成为热点，引发新的冲突。

全球化使世界进入矛盾高发期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世界进入贸易摩擦高发期，原来位于全球化高端并受益匪浅的发达国家开始出现抵制全球化的迹象。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中海油收购尤尼科以及阿联酋企业收购美国港口均遭失败就是典型例子；欧洲也出现了保护主义的苗头，法国公开提倡经济爱国主义。在世界贸易中表现出色的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迁移在发达国家产生移民问题。虽然移民解决了发达国家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以及发达国家政府采取的限制甚至歧视政策，使移民很难融入本土社会，一个偶然事件或政府政策不当都可能引发大范围族群冲突和社会骚乱。去年法国两名少年触电身亡后引发全国性骚乱，以及今年美国爆发大规模游行抗议美国出台新移民法案就是如此。
    全球化在加强不同文明之间接触和交流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文明之间的摩擦甚至冲突。究其原因，既有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更重要的是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傲慢与轻侮以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不同文明间造成隔阂。近年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欧洲国家媒体重复刊载丑化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引发强烈抗议风潮，迅速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冲突事件。

实践篇

建设和谐世界的三大着力点

    “和谐世界”要从理念变为现实，需要精心传播，找准与世界各国价值观的共鸣点；需要修炼内功，建设和谐社会，巩固、壮大中国这个立足点；需要搞好外交，拓展世界各国利益的结合点。

本刊实习记者 吴智慧

精心传播  找准共鸣点

    杨成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要激励世界各国人民弘扬和谐、和为贵、求同存异的主张和天时、地利、人和等价值观。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早已推崇“美是和谐”。当务之急是要将世界各国崇尚“和谐”的理念融合在一起，形成世界各国人民共同遵循的价值观。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和谐世界”是我们外交上的一个新理念和新提法，西方社会一些人对“和谐世界”的理解还存在一些问题。
    有的对“和谐世界”理念还没有什么回应，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因为他们尚不理解，不明白其中的内涵。有的即便是有些理解，也怀疑它的可行性。
    现在，国家间的分化比较突出，差距正在拉大。国际社会比以前复杂，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达到了新的高度。而对解决国际问题的哲学，差异也非常突出。这个差异主要存在于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
    美国有一部分人认为，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球大国，美国正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应该充分利用好战略机遇期，把优势制度化。在战术层面上，美国有比较突出的单边主义表现，相当霸道。其他国家对其外交哲学不认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抵制。
    “和谐世界”及“和谐社会”符合中国传统的和合哲学。在世界上三个比较突出的文明中，西方文明崇尚自由，伊斯兰文明崇尚公平，中华文明则是包容。中国之所以形成和谐至上的价值观，源于中国人对矛盾的看法。中国人从老子时代就认为阴阳合一，二者对立统一，两极分离，包容矛盾。
    我们向西方人讲述“和谐世界”的时候，要讲清楚这些文化来源，还可以引用一部分西方人的东西，让西方人懂得“和谐世界”与他们价值观的异同，然后认识到“和谐世界”的独特价值。
    我们谈“和谐世界”不能停留在政治口号上，而是要把文化上的、学理上的东西表达出来。如果别人都不理解，是不可能产生认同的。
    郑启荣（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要强调人类的共同价值，强调中国要和世界共享和平发展、民主进步。无论从中国文化还是从中国改革开放来讲，中国能跟世界分享的共同的价值观都在不断增加，所以在梳理“和谐世界”这一理念，挖掘它丰富内涵的时候，怎么把它系统化、理论化，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修炼内功  巩固立足点

    杨成绪：我们的和谐理念，是不能强加于别人的。要建设和谐世界，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管好自己的人，走好自己的路，让中国成为榜样。
    郑启荣：推进和谐世界的实践面临的任务非常重。如果我们自身的社会不和谐，就很难说服其他国家来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所以说建设和谐世界要内外兼修，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中高举构建和谐世界的旗帜，另一方面，首先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
    和谐世界的核心是社会层面的和谐。从中国自身而言，如果没有和谐社会的话，就没有和谐世界可言。如何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如何应对市民社会的崛起？这些都是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内容。   
    中国提倡“和谐世界”时，要注意到国际关系中一些进步的因素。因为过去有些进步的因素受缚于意识形态，得不到承认或者被排斥。现在，我们应该努力去捕捉这些进步因素，为我们所用，这样就可以团结更多的力量。
    金灿荣：和谐社会要走在和谐世界的前头。中国国内的矛盾要解决好，要提升自己的力量，完善内部的治理。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这本身就是对构建和谐世界的大贡献。中国要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世界。
    我们这些学者需要充分挖掘“和谐世界”的理论意义，不断地充实它。

共赢共荣  拓展结合点

    郑启荣：要构建和谐世界，首先要取得国际认同，寻求和拓展共同利益。当今世界总的来说，各国间的共同利益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各国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特别是在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
    我们不仅要承认有共同利益，而且要努力去增大共同利益。人类社会是个大家庭，有共同的利益，也有共同价值，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要开展人权的对话。
    王根华：我们要解决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引发一些疑惑和不解，也会产生一些摩擦和冲撞。这需要我们更多地去化解矛盾，取得共赢、多赢。
    郑启荣：建设和谐世界需要一个比较坚实的国际合作作为基础，要维系这样的国际合作离不开国际的法律和制度，而联合国正是一个制定国际法的非常重要的平台。在61年的历史中，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促进国际合作和发展，保护人权方面，都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而且它已经有一些相当完善的机制。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强联合国的作用。
    构筑和谐世界需要积极参与各个层面的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现在正在国际、区域、国家、次国家层面上展开，主权的观念有了一些新的发展。所以中国一方面要维护主权独立，同时也要深刻认识到，维护主权的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要促成和谐世界，不仅需要主权国家作出积极努力，还需要发挥国际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杨成绪：要提倡包容的精神，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取得多大的成就，有多少成熟的经验，也要容忍别的国家采取不同于自己的做法。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有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涉及国际大事，应尽可能达成最大的共识，不同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应互相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发展。我们要强调共同安全，任何国家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安全利益而罔顾他国的安全利益。

中国外交交出“和谐”答卷

刘卿

发展大国关系

    “和谐的大国关系”是建设和谐世界的关键。   
    世界核大国兼能源大国俄罗斯与中国有着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两国的边界问题已全面解决。今年3月，普京就任总统6年来第4次访问中国，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中俄联合军演、互办国家年是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的例证。
    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领导人互访密集，双方部长级会议、副部长级会议已机制化。今年7月，13年来首位访华的欧洲议会议长博雷利指出，中国的发展势头比他预想的还要迅速，中国和欧洲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比想象中的要广泛，“我完全赞同积极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中美双方不仅是利益攸关方，更是建设性合作者，共同肩负全球责任成为共识。今年4月，胡锦涛在就任国家主席后对美国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中美高层会晤频繁，战略对话定期举行，军事互访也已恢复。
    “中国龙”和“印度象”是亚洲经济的火车头，在竞争中共同发展。双方在能源、民航、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制药和金融服务等方面存在着广阔的合作前景。中印在结束边界争端、促进经贸合作上取得了不少成果。

建设和谐周边

    中国提倡开放的地区主义，不谋求支配性的地位，利用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10+3”合作、中韩日合作、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桥梁，努力建设和谐周边，积极推进周边利益共同体。
    中国是世界上陆地边界线最长和邻国最多的国家，是全球边界情况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在14个接壤国中，中国已与12个签订边界条约或协定，划定边界约占中国陆地边界线总长度的90％。目前，与尚余的印度和不丹的边界问题也在朝积极方向发展。
    中国积极推动和参与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防治禽流感传播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地区合作与合作机制的建设，几乎参加了亚洲所有的地区安全机制。典型之一就是上海合作组织，它已成功运转5周年，其倡导的新型合作方式和新型国家关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效果。
    中国不遗余力推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去年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全面运作。中国决定自2006年元旦起，单方面向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三国扩大特惠关税产品范围，“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亚洲发展中国家携手自立自强的典范。中越菲联合开发南海机制的建立，使南海由争议之海变为合作之海，为妥善解决类似海上争议问题树立了新的模式。一年一度的东盟中日韩“10+3”会议已形成机制，东亚合作成为亚洲区域合作总进程中最有活力、前景最被看好的组成部分。

立足发展中国家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重要一员，发展中国家始终是中国外交的立足点。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出访了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区，足迹遍及几十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非洲、太平洋岛国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建立合作论坛，与安第斯共同体建立了磋商与合作机制。
    由于历史原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还很落后，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发展的中国始终关切、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郑重向世界宣布，将通过增加援助、减免发展中国家债务等方式积极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步伐。在非洲，中国帮助实施经济社会发展项目近900个，中非合作论坛成立6年来，中国已免除了31个国家欠华到期债务105亿元人民币。
    中国重视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贸关系。中国是非洲第三大贸易伙伴，2005年，中非贸易额是50年前的800多倍。2005年，中国与拉美的贸易总额比2004年增加26％。有媒体指出，拉美地区过去4年获得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中拉贸易。

优化国际秩序

    迄今为止，中国已参加了近300个国际条约，130多个国际组织。中国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是目前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之一。
    中国一贯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在科索沃、伊拉克、黎以冲突等重大地区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反映了中国在使用武力问题上的严肃、审慎态度。中国积极斡旋朝核问题，促成六方会谈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推动伊核问题早日和平解决，与各方共同努力，寻求妥协方案。
    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中国主张循序渐进，充分协商，努力寻求最广泛一致，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成员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关切。
    中国一向认为，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对国际关系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响应联合国号召，多次举办以不同文明对话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中国还向联合国递交了落实《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的报告，并积极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通过的《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国际公约》的起草工作。

汲取人类成果

    全球化的发展为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理解和学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中国以开放的心态汲取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文化之长，努力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并通过创造性的转换推动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去海外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年均留学人数已超过10万；与此同时，绝大部分国家都有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中国政府邀请多批外国专家为中国发展献计献策，专门成立了一个高级国际咨询机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中国还多次举办科技、教育等各种高层国际论坛，听取海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中国积极搭建平台，推动多元文化对话。2001年，中国专门成立了博鳌亚洲论坛；2003年举办了首届“亚欧会议文化与文明会议”；2005年，推动亚欧首脑会议通过了《亚欧会议文化与文明对话宣言》。
    近年来，中国还在国内外举行各类双边的“文化节”、“文化年”等重大文化交流活动，以及各类政治、经济对话会议。这些大规模的相互交流为中国不断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取长补短提供了良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