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刊上期推出的“特别策划”《圈地冲动考验土地新政》引起广泛关注，被人民网、新华网、中新网等知名网站首页突出位置转载，反响巨大。农业部原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教授特为本刊撰稿，阐述了他对土地问题的看法。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赖以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农村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农民率先实行以土地大包干为主的改革，获得了土地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又一次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农村改革又推动了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严重流失，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不断受到侵犯，已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据统计，近十年来，我国的耕地已从19.5亿亩下降为18.3亿亩，共减少1.2亿亩。其中受保护的基本农田由16亿多亩下降为15亿多亩。人均耕地面积已下降为1.4亩。国家保护耕地的国策难以落实，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目标难以实现，土地的“赤字”状态难以改变。尽管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许多保护耕地的政策措施，而土地流失现象未能根本改变。正如中央一位领导同志指出：三令五申，收效甚微，触目惊心，后患无穷。

  　随着土地的严重流失而出现了数千万的失地农民，成为当今最大的社会问题，也是影响党和政府与农民关系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引起农民的不满。导致土地流失有多种原因，最根本的是农民的土地权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侵犯农民权益的是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利用垄断一级市场的权力，以低价征收农民的土地，而又利用经营二级市场的权力，以高价出让土地给房地产开发商和企业，这种“以地生财”现象在各种各样的开发区表现得特别明显。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每年约有5000多亿元，属预算外资金，是土地严重流失的强劲驱动力。

  　前不久，国务院决定将土地出让金纳入预算管理，在国土资源部成立督察局，加强对土地的监督管理，并将土地出让金一部分用于解决农民的就业培训与社会保障问题，会收到一定的效果，但不会改变政府的职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土地流失问题。因此，调整政府职能，放开一级市场，退出二级市场，包括修改有关法律，已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值得重视的是在一些地方，在城市化过程中，随着郊区农民转为市民，在土地转为非农业用地时，实行股份合作制，把土地作为资产入股变为股本，量化到农民身上，使农民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不仅使农民能够获得土地的增殖效益，而且获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包括知情话语权、决策参与权、资产处置权、收益分配权、管理人员选择权等，免除了后顾之忧，为实现和谐社会以及增强党和政府与农民的凝聚力提供了可*的物质保证。

  　因此，无论是从建设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角度，还是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都必须制止土地违法案件的再次发生，特别是要遏制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土地违法案件。否则，建设法治政府、构建和谐社会，都只能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在我看来，土地违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颗“毒瘤”，而且已经严重影响到一定区域内的社会稳定，这需要引起高度注意。